汪树明

那年高考后，我接过老师递来的高考成绩单，红色的数字像一道新鲜的伤口，横亘在十八岁的夏天：我落榜了。

回到家里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阳光在窗外跳跃，却照不进我的心房。母亲每天把饭做好端到我床头，脚步声轻得几乎听不见。我知道她怕惊扰我的悲伤，就像怕惊扰一只受伤的小兽。那时的我固执地认为，这道伤口永远不会愈合，它将永远渗着血，永远提醒着我的失败。

直到有一天，同学送来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。这位在最狂妄的年纪失去双腿的作家写道：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”这句话像一道闪电，劈开了我混沌的思绪，原来每个人都在带着伤口前行，只是有人选择让伤口溃烂，有人却能让它开出花来。

那日，母亲劝我出去走走，我就随母亲去秧田放水。时值高温季节，插下的秧苗，有的很嫩，经不住烈日的曝晒和水烫，嫩绿的叶片变得枯黄，点火就能着，我想将它拔掉重补。母亲在旁见了，阻止道：“别拔，只要心没死，它还会活过来。”我半信半疑。果然，一周后，我再去秧田，枯黄的秧苗不见了，取代的是一棵棵新生的秧苗。母亲望着我说：“你看，不都活过来了吗？到了秋天，照样能结出穗子来。”

秋天，我再去稻田，稻穗低垂，齐刷刷的，分不出哪棵是当初要枯死的秧苗了。

只要心活着，就有希望，就能结出穗来。母亲的话让我想起了梵高，这个一生都在与贫困和精神疾病抗争的画家，把所有的痛苦都倾注在画布上。他画向日葵时，用的是最浓烈的黄色，仿佛要把生命中所有的热情都挤压出来；他画星月夜时，笔触旋转得令人眩晕，像是要把内心的躁动都宣泄干净。那些画作，不正是他生命伤口上开出的最绚烂的花吗？

我也从梵高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希望。“世界以痛吻我，要我报之以歌。”劳动的间隙，我重新捧起了书本，坚持读书写作，并报名参加了省作协举办的函授班，后在县广播站招聘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县广播站驻乡镇记者。

然而，命运再次在我身上划开一道伤口。从事记者两年后，广播站因解决不了编制问题，工资无来源，只得与我们解除合同。解聘后，我又回到了农村。后来，为了孩子读书，我全家租房在县城，我不得已在工地打工，在菜场卖菜，在街头蹬三轮车。每当痛苦迷茫之时，我就会想起母亲那句话：“心没死就能活。”重又振作精神，无论多苦多累，都坚持读书写作，最终凭借自己的写作实力，被县一机关聘用为秘书。十多年后，我们全家也搬出了出租屋，有了自己的商品房，我这个农村娃在县城稳稳地站住了脚。

前年冬天，气温突降，我家一盆紫竹梅被冻瘫了，妻子收拾阳台，将它收进了车库，放到墙角里。时间长了，我们也都忘记了它。今年夏天，我去车库翻找东西，惊奇地发现它长出了几枝新枝。长时间处在黑暗中，它的枝与叶都呈白色，虽然疲软无力，但却努力地向外伸展着，寻找着阳光。这让我想起紫竹梅的花语：无畏、勇敢、坚决、无限力量。

只要心还活着，伤口终会开出花来。当我们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伤口时，就会惊讶地发现，那些曾经以为会永远疼痛的地方，早已悄然绽放出意想不到的美丽。